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
标识世界遗产是我们的祖先与大
自然留给我们的最
珍贵的
财富，它的
一个显着特点就是一旦
破坏，就无法替代，不能
再生。申报世界遗产的最终目
的是保护我们的珍贵财富，
批准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只是保护
工作的起点，
更好地保护好全
人类的遗产
才是《世界遗产公约》建立的
目的所在。已经列入遗产名录的遗产也并非安枕无忧，很多遗产正在面临着
严重的
威胁。
威胁世界遗产的主要因素
世界遗产受到的威胁是多种多样的，如“年久腐变”、“蜕变加剧”，就是威胁一些世界遗产的因素，
同时世界遗产还遭受到自然
灾害、
战争与武装
冲突、
环境污染、日益
城市化与迅速
发展的旅游业等等，都使世界遗产保护工作面临着空前的挑战。但是，对世界遗产最大威胁来自我们自身，即我们
中间的许多人对遗产的漠视和
模糊认识。
因此，在所有人特别
是在年轻人中普及世界遗产
知识，唤起和
提高人们对世界遗产的保护
意识，是我们目前的一个最迫切的任务。
具体来说，世界遗产遭到破坏的因素主
要有两类：一类
是由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
这类因素并不在人类的
控制中，大多数属于“天灾”，如：
火山、
地震、洪水等等；另一类
则是由
人为因素造成的破坏，如战争、採矿、城市和旅游的发展等等。
骤然的损毁：
自然因素：地震、火山爆发、洪灾、暴风雨、飓风、雷电、冰雹、海潮 、
火灾；
公众方面：战争、暴乱、宗教狂热的破坏，非法盗掘、盗窃、城市建设、公共工程，
现代农业；
日积月累的破坏：
公众方面：人们的忽视、旅游业、人为的磨损、振动和涂写、走私。
专业方面：不
合理的发掘、缺少交流、
基础建设、遗产的不合理的展示和保护等；
威胁因素归纳：
《保护世界
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注意到了遗产所受到的威胁，进
一步把威胁遗产的因素归纳为8条：
1.蜕变加剧；
4.土地利用的变更或易主造成的破坏；
7.武装冲突的威胁；
8.自然灾害。
濒危世界遗产的界定
《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实施，为全人类共同保护具有突出、普遍
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建立了一个有效的保护制度。遗
产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不仅是“金榜题名”，更意味着保护的责任。根据上述公约，自1994年开始，世界遗产委员会加强了世界遗产的监测工作。监测工作是根据
国际公认的世界遗产保护準则对各个世界遗产地的保护状况定期进行专业
检查、审议和
评估，向世界遗产委员会提出详尽的
报告。世界遗产委员会根据报告对该遗产地保护状况
做出评定，
包括肯定与鼓励、
情况通报、
建议国际援助或
合作，乃至将存在严重保护问题的世界遗产地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等，以
保障该国的世界遗产被持续、
永久地
保存。[ 注：关于监测内容的
详细情况请参阅【世界遗产监测】。]
濒危世界遗产（World Heritage in Danger）是针对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的世界
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以及
混合遗产而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依据
检测结果进行评估，一旦该遗产地具备如下条件，则它可以被认定是濒危世界遗产。这些条件包括：
第一， 遗产地具备世界遗产的
资格，即遗产地本身就是世界遗产。
1 蜕变加剧；
2 大规模公共或私人工程的威胁；
3 城市或旅游业迅速发展计画造成的消失危险；
5 未知原因造成的重大变化；
7 武装冲突的爆发或威胁；
8 灾害和灾变，如火灾、地震、山崩、火山爆发、水位变动、洪水、海啸等。
第三， 有关该遗产保护的国际合作已经十分必要。
第四， 要有本国濒危遗产地的援助
申请，这种援助必须
是有效的。要求援助的申请可以由世界遗产委员会任何
一名成员或其秘书处——世界遗产中心提出。
处于频繁变化中的《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根据1972年
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濒危世界遗产名录》（List of World Heritage in Danger）
是指那些遗产地的保护“需要採取重大行动的，并为实施保护业已申请了援助”。其设立的目的在于
引起遗产所在国和国际
社会的关注——
尤其是在遗产地明显受到自然因素和人类干扰的情况下强调保护遗产地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使其
高度重视即将到来的危险，从而儘快採取
措施拯救人类共同的财富。
列入濒危名单并不是
一种惩罚，而更是鼓励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去拯救它们。作为
第一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基金
可以帮助提供
紧急援助。
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通常需要首先由遗产所在缔约国提出援助申请，由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任一成员或世界遗产中心提出列入建议，最后由世界遗产委员会讨论决定。
某项遗产一旦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经过一
系列努力措施后，如果
解除了相应的危险与威胁，经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估，可从《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去，摘掉“濒危”的帽子。但如果
会员国
政府不能
保证在一定的期限内通过採取必要的措施有效保护该遗产的价值，并使遗产地最终失去了作为世界遗产的价值，该遗产项目也将可能被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
在1982年的世界遗产大会上，ICOMOS强调，世界遗产面临的危险并非都很直观，有“突出的危险”和“潜在的危险”（ascertained danger and potential danger）同时存在。当一项遗产受到了威胁，而这种威胁
会对其世界遗产价值产生负面
影响时，这种危险是可以确定的，这里是说具体的危险和
证明是即刻要发生的或者“潜在”的危险。将任何一项遗产列入濒危名单，要求世界遗产委员会与有关公约缔约国
协商，制定并通过一项採取
正确措施的计画，之后还要对该遗产地实施监督。为了
确保不将一个遗产地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应儘快採取一切可以
恢复其遗产地价值的措施。
关于濒危世界遗产的问题，诸如如何评定、依据什幺标準、从1979年开始的每届大会中
都是必需的审议程式。而且在实际
操作当中，
损害人类
和平进程现实
事件及国际局势的突发变化，是影响《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内容的重要因素。尤其是直接威胁到世界遗产项目的不利情况，会及时地
体现在《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的变化中。一个
让人们
感到沉重的事实是，随着《世界遗产名录》每年不断
增长，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总数也在缓步
增加，而且有的遗产已被列入多年仍然没有脱离。
面对濒危遗产不同态度
处于危险之中的濒危世界遗产都需要进行特殊的监督和紧迫的保护措施，一旦被评定为濒危遗产，该遗产地就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中。儘管世界遗产委员会向来都宣称，设立濒危名录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此举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以
提醒各国政府和公众舆论，
有一些具有
很高的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正受到自然力和人类行动的威胁，应对其採取紧急保护措施，使其儘快脱离危险的保护
状态，因此没有丝毫惩罚性
色彩。
然而，面对是否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各国的态度不一。对于濒危遗产所涉及的主权国来说，列入濒危世界遗产，虽然可以获得
资金、
技术的更多援助，但这毕竟不是什幺
光彩的事情，至少在
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这个
国家在世界遗产保护上，没有做得十分到位。特别是如果当
主要原因和责任在本国，而非不可抗力或外来因素造成，那幺被列入濒危，实际上也是明确地
表达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对遗产所在国家保护不力批评，也
是一种“制裁”。
因此，有的国家将是否列入该名录与本国的名誉和主权联繫在一起，更把被列入濒危视为奇耻大辱，因此只肯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不肯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或是因其认为没有对世界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
违反了对国际社会的
承诺，有损于其国家的荣誉，所以儘量採取保护措施，以
避免本国的世界遗产被列入濒危名录。
不过，
也有一些国家的主管
机构或专家则由于认识到自己国家的世界遗产保护
力量有限，为了吸引国际社会关注
自己的问题，而
主动提出将受到严重威胁的世界遗产列入濒危名录，从而藉以要求在资金及技术上获得更多
支持也援助的待遇；或
是为了促进本国政府和公众关注本国的世界遗产，
改善世界遗产的管理条件，也乐意将那些管理不力的世界遗产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不论遗产地所在国的态度如何，客观地讲，《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的确立对各缔约国政府和公众起到了警示、
约束和督促的
作用。一旦某一遗产地被列为濒危世界遗产，该遗产地所有国在国际
舞台上的
形象将受到一定的影响，对该国遗产地管理机构和政府
也会产生一定的压力。而将处于危险之中的世界遗产列入濒危名录，通常是有效地、及时地满足保护要求的唯一途径。
同时成为“世界遗产”和“濒危世界遗产”
一个项目同时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和《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从理论上讲是很矛盾的，要具备
两种“
身份”，各自
都有法定的条件。当一个遗产项目有严重
瑕疵的时候，就意味着它在申报条件上的欠缺，被批准的可能性
就会降低；而另
一方面，在正常的情况下，即使整体基质符合世界遗产条件，但如果所在国政府懈怠、环境污染、过度开发
等方面的原因
导致遗产保护不利，遗产的批准一般会适当延期，或其申报会被否决。而假如遗产面临的威胁来自一些非和平因素（如战争）或是自然的不可抗力（如灾害），同时取得“双重身份”就具备了可能性。
因此，在程式
上首先被批准为世界遗产，随即
就有了成为濒危世界遗产的资格；其次，符合濒危遗产的其它条件，便可进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同时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和《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的特别
意义在于，将这些遗产的极高价值与所受的威胁都同时且鲜明地呈现出来，二者的强烈反差将促
使人们加深对其的重视程度，迅速採取行动，从而也加快了其成为世界遗产的
步伐。
科托尔自然、文化和
历史保护区位于前南斯拉夫的科托尔（现属黑山）是一座港口城市，城内以12
世纪的罗马式建筑圣特里芬教堂为主，拥有4座罗马天主教教堂、
宫殿和
广场等具有
欧洲文艺复兴
风格的中世纪建筑。1979年由于地震，城市建筑遭到了严重的毁坏。在当年召开的第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世界遗产委员会应当时的南斯拉夫政府的
请求，将科托尔自然、文化和历史保护区（Natural and Culturo-Historical Region of Kotor）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和《濒危世界遗产名录》，成为自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生效以来，
第一个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遗产。随后，国际社会对该城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
修复，直到2003年第27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认为该城由于地震原因所造成的
损坏已经得到明显的改善，才决定
将其从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中
去除，但还是要求该国注意由于城市化给世界遗产所造成的威胁，并制定一个管理规划递交2004年的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审议。
一项由非主权国提出申请的濒危世界遗产
耶路撒冷古城和城墙耶路撒冷古城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古城是
不规则的四边形，现今的城墙是400
年前土耳其苏丹苏莱曼
时代重建的，
最主要的城门有4个，即雅法门、大马士革门锡安门和
狮子门，它们按罗盘针所指的
四个方位建造，分别通向
国内的四座主要城市。城内的街道至今大都
保持其当年的罗马式布局。古城内现存主要的着名古蹟还有，犹太教希律圣殿的西墙（即：“哭墙”）；圣岩清真寺和艾格萨清真寺；圣墓大教堂，
又称复活教堂，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遇害并复活的
地方建起的教堂；受难之路，又称多洛罗萨路，据说耶稣当年就是沿着
这条路走向刑场的。1981年，耶路撒冷古城和城墙（Old City of Jerusalem and its Walls [site proposed by Jordan] ）被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特殊的宗教地位，并处于
长期冲突之中，使其格外触动各方面
敏感的
神经。但由于无序的城市发展、观光旅游又缺乏必要的
维护，导致城市建筑老化，在1982年12月的第6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又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了
第二个濒危世界遗产。
然而其特别之处在于，是由约旦实施管理和保护权，且在《世界遗产名录》和《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中其
名称的后面都
标注了“约旦提出”的字样，并被予以单列，没有归属任何国家名下。
1980年第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约旦政府提出将耶路撒冷古城及其城墙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请求，按照世界遗产公约的有关
规定，一项世界遗产的产生，首先要由缔约国向世界遗产委员会递交一份申请。将世界遗产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要和有关国家进行协商。而约旦显然不符合这样的规定，但是
考虑到耶路撒冷特殊的国际地位和所具有的独特的价值和宗教、文化方面的重要性，世界遗产中心接受了约旦的申报，并派出国际古蹟遗址理事会的专家，帮助申报内容进行了必要的
补充。在1981年的第5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进行审议时，虽然与会
代表多少对由约旦政府提出申报存在着一定的看法，但是在最后表决时还是得到多数代表的支持，获得了通过。
以色列由于
是非缔约国，其参会的要求被
拒绝。
会议由于对耶路撒冷古城和城墙列入濒危遗产的请求不能
达成一致的看法，决定
推迟到第6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审议。随后国际古蹟遗址理事会应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要求，对其保护状况进行了评估，但是由于当时的形势，国际古蹟遗址理事会的专家没能进入耶路撒冷，只
提交了1970年－1980年保护状况的报告，认为符合列入濒危遗产的条件，该遗产地存在潜在和
已有危险。
在1982年的审议
过程中，约旦代表呼吁委员会注意耶路撒冷古城遭受到的严重和特殊的危险，特别是宗教财产和毁坏，城市发展规划造成的威胁，由于缺乏必要的维护和有责任和管理，给古建筑所造成的破损。
美国代表强调耶路撒冷在建筑和
精神遗产方面重要性的同时，反对将其列入濒危名录，强调遗产地必须位于申请国的境内，以该国的立场看，约旦不具备世界遗产公约第26条所规定的资格。另外，提出应该徵得以色列的
同意，因为它实际控制着耶路撒冷，并认为目前城市建设不构成严重和特殊的损毁。许多代表支持将其列入濒危名录，一致认为耶路撒冷古城和城墙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宗教、文化方面的重要性，呼吁必须作为
完整的一部分
对它加以保护，任何对它的组成部分的威胁都构成对它的危险。最后，以14票赞成、1票反对和5票弃权，耶路撒冷古城和城墙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瑞士作为
成员国表示弃权，认为耶路撒冷城既不位于约旦，
也不位于以色列境内希望获得耶路撒冷目前保护状况的更确切的
信息。
阿根廷、尼泊尔等国在表示赞成时，强调此举没有政治上的暗示和不能被看作任何国家对于该城市政治
或者是统治权的
声明方式。
濒危世界遗产的政治敏感与人道关怀
濒危世界遗产表达人道主义关怀，不以任何
民族或宗教的文化取向为立场，只以
主体价值为
原则，维护人类的共同
利益。因而，这个变化频繁的《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的
触角是敏感的，随时为捍卫自己遵循的原则而发出
声音，採取行动。
武装冲突下的世界遗产保护问题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早在195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通
过了《保护武装冲突下文化财产公约》（即《海牙公约》），然而当战争爆发的时候，被影响到的世界遗产却与与
普通百姓的
生命一样，大量的被无辜地沦为牺牲品。它们遭受的破坏或面临的威胁，是道
义和法律
都不允许的；
而在突如其来的重大灾害面前，那些本就饱经沧桑的世界遗产也与当地居民一样难逃厄运，其危险、恶劣的处境与沉痛的
创伤无不牵动着全世界众人民的心。
紧要关头，濒危世界遗产通过其严格程式及《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的
描述记录，表明态度、积极回应，提醒人们对其予以重视。
杜布罗夫尼克古城上世纪前南斯拉夫
联盟的动荡局势曾把巴尔干半岛
地区原有的一些世界遗产遭受不同程度的影响，武装冲突更使亚得里亚海边的中世纪古城杜布罗夫尼克直接受到重创。杜布罗夫尼克古城有始建于8世纪的古城墙，并因其简洁优雅的老
城区完美地融合了哥德式、文艺复兴和巴洛克等中世纪风格，而成为瑞士
艺术史学家雅各布·哈特笔下的“作为艺术品的城邦”。这座文化名城只在1806年遭到围困，除此之外还未
经历过战火，长达1940米的城墙和堡垒等气势宏伟的防御工事保存得完好无损。1979年杜布罗夫尼克古城（Old City of Dubrovnik）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成为世界遗产，然而
就在1991年秋季，当
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军队向其民动
进攻后，仅
一年之内大约有多达2000枚炮弹落进了城墙
环绕的市区，炸毁了824座古建筑中的563座，损坏了城中
三分之一的屋顶。这片屋顶
有名的城市“第五面”，曾经为杜布罗夫尼克的美丽与和谐增光添彩。
城里所有的古蹟，无论公共建筑、教堂、住宅、甬石路、雕塑，都可能遭到灭顶之灾。轰炸一开始，杜布罗夫尼克就上了《濒危世界遗产名录》。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技术上和资金上予以了协助，克罗地亚政府和来自世界各国的建筑师、雕刻家、修复
人员和其他各行各业的专家历时七年，以前所未有的
速度成功地完成了包括修复弗朗西斯克和杜米尼克修道院的外观及重建宫殿在内的绝大部分工作。1998年12月，杜布罗夫尼克古城的
名字终于从《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上消失了。巴米扬谷文化景观和考古遗址阿富汗巴米扬
山谷是拥有众多
佛教洞窟和伊斯兰
时期防御建筑的古遗址群，其见证了从公元1世纪至13世纪期间以
古代巴克特里亚文化为特徵的艺术和宗教发展。正是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佛教艺术的乾达拉
流派兼收并蓄了各种文化影响。然而就在2001年3月，由于受到武装冲突的威胁，导致山谷内的巴米扬大佛（由两尊分别高53米和58米石雕佛像组成，是举世闻名的世界最高石雕立式佛像），被塔利班组织执意动用炸药、火箭和坦克炮等手段，历时20天彻底摧毁。此外，许多洞窟还面临着倒塌的危险，一些佛像被炸后残余的壁面在不断受到侵蚀，盗运和劫掠文
物事件
经常发生，而且山谷内的一些地方由于埋有
炸弹而无法进入……残酷的战争暴行引起全世界震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亦做
出了较快
反应，就在当年6月25日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
提前在
巴黎召开，会议用大量的
时间紧急研究巴米扬被毁的问题，并讨论了类似情况下的措施和策略，甚至还出现了要求设立“反人类共同遗产罪”的提议。所有这些，促使巴米扬谷文化景观和考古遗址（Cultural Landscape and Archaeological Remains of the Bamiyan Valley）于200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27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批准为世界遗产，同时其也被列入了《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巴姆古城和文化景观伊朗东
南部的古城巴姆地处伊朗
高原东南边缘的
沙漠环境中。它的
起源可以追溯到波斯阿赫美尼德王朝（
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巴姆古城地处重要的贸易路线十字路口，以
生产丝绸和棉製
服装而闻名于世。巴姆城堡是使用本地的泥土技术修建中世纪要塞城镇的代表性範例。2003年12月，巴姆古城遭遇
大地震，突然降临的
地质灾害造成具有2000年历史的砖泥
结构城堡受到毁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4年6月召开的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为表明保护巴姆古城的紧迫性而
启动了紧急动议，使得巴姆古城和文化景观（Bam and its Cultural Landscape）得以同时
登录《世界遗产名录》和《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红牌罚下——当世界遗产成为“世界遗憾”
世界遗产不仅仅是属于本国的，也是属于全人类的，《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中明确规定，作为一个公约缔约国，它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保护、保存、展出本国领土中的文化与自然遗产并把它完整地传承给后代。并且还规定缔约国不得故意採取任何直接和间接损害本国和
他国世界遗产的措施，假如一个缔约国不能履行它的
义务，其政府不能保证在一定的期限内通过採取必要的措施有效保护该遗产的价值，并使其遗产地受到严重威胁和破坏，并最终失去了作为世界遗产的价值，该遗产项目也将可能被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不过，这项规定在公约生效后的30多年里从未运用。
阿拉伯大羚羊保护区然而，2007年6月29日世界遗产委员
会在纽西兰召开的第31届委员会会议上做出了一项空前的决定，将位于阿曼的珍稀羚羊的栖息地——阿拉伯大羚羊保护区（Arabian Oryx Sanctuary）从《世界遗产名录》中予以除名。
这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自1972年开始生效以来，第一项被除名的遗产地。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于缔约国未能依据《世界遗产公约》的规定，履行遗产保护义务表示遗憾。“阿拉伯羚羊保护区”是濒危阿拉伯羚羊惟一的
自由生存地，也是波斑鸨等其他
几种珍稀动物的栖息地，曾因为成功地
重新引进羚羊，使沙漠生态
系统有着独特性和多样性的一个成功典型。但由于阿曼方面违反《公约》
业务準则，準备将1994年列入《名录》的保护区
面积缩减90%。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
这一举动将损害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况且由于受到偷猎和栖息地退化的原因，造成种群
数量减少，1996年时保护
区内的阿拉伯大羚羊种群为450头，如今却只
剩下65只，其中只有4对具有
繁殖能力，这些动物前途难测。
在与“阿拉伯羚羊保护区”当地保护组织进行深入沟通并指导其保护工作也未见成效之后，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阿拉伯羚羊保护区”的价值和完整性已经受到了破坏，最终决定将保护区开除
出局。
德勒斯登易北河谷在2009年召开的第3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出决定，将
德国的
风景胜地德勒斯登易北河谷（Dresden Elbe Valley）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原因是当地政府
坚持在河谷建设一座长635米、四车道宽的跨河大桥，此举破坏了河谷风景。这是继2007年阿曼阿拉伯羚羊保护区被除名后，世遗大会作出的第二个除名决定。德勒斯登易北河谷长18
公里，保存着18世纪到19世纪的景观和巴洛克式建筑，2004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6年，当地政府为
缓解交通堵塞，计画在河谷中心地带修建一座桥樑，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此坚决反对，当年将其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并
警告不
排除将其除名的可能性。世界遗产委员会曾建议修建一个
地下通道替代在
地面修建桥樑，而德国联邦政府甚至承诺为德勒斯登提供联邦援助资金，
用于修建地下通道，但当地政府却都没有接受。
《濒危世界遗产名录》[2010年]
2010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批准新增濒危世界遗产4项、移除1项，目前《濒危世界遗产名录》收录的濒危世界遗产总计达34项。
此次新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有：
马达加斯加 阿齐纳纳纳雨林（Rainforests of the Atsinanana）
列入原因：乱砍滥伐，致使
生活在其中的狐猴等70多种濒危动物受到威胁。
美国 大沼泽地国家
公园（Everglades National Park）
列入原因：颱风灾害和城市发展等因素，使公园水生态系统不断恶化，出现富
营养化，水生
生物大量
死亡。
乔治亚 巴格拉特大教堂
及格拉特修道院（Bagrati Cathedral and Gelati Monastery）
列入原因：目前涉及这一遗产地的一项改建工程
将会破坏其完整性，世界遗产大会强烈建议
停止该工程。
乌干达 卡苏比王陵（Tombs of Buganda Kings at Kasubi）加拉帕戈斯群岛列入原因：今年3月，卡苏比王陵失火，王陵内主建筑物在火灾中严重
受损。此次失火的是最大的、也是埋葬布乾达王国最后4任国王的茅草建筑，一直被布乾达人视为圣地。失火受损的王陵
将被重建。此外，鑒于厄瓜
多为保护加拉帕戈斯群岛
所做出的有效努力，本届大会最终批准将曾因过度发展旅游业威胁岛上生态系统而于2007年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的“加拉帕戈斯群岛”（ Galápagos Islands）项目从该名录中移除。
截至2010年，经过更新的《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中共有27个国家的34项世界遗产（包括文化遗产19项和自然遗产16项），其中濒危遗产数
最多的国家是刚果（金），有5处；美国大沼泽地国家公园是第二次进入名单；
中国没有世界遗产位列“濒危名单”。详见下表：
[非洲]
[阿拉伯国家]
[欧洲及北美地区]
注释：① 该项目为第2次列入。
② 该项目为第2次列入，由美国申报。
参考文献
